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

　　人口政策是國家的基本政策之一，關乎社會的健康發(fā)展，更與經濟發(fā)展密不可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以來，我國的人口政策鮮有調整。30年來，計劃生育政策對我國產生了什么深刻的影響，又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產生了什么積極影響和消極制約，在中國的發(fā)展道路上，計劃生育國策是否如人們所批評的一樣，滯后于歷史發(fā)展進程，亟待改革?此次重大政策又將給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有何影響?

　　就這些問題，探針專訪了長期關注人口政策與經濟發(fā)展關聯(lián)問題的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

　　“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讓我們陷入一個‘人口坑’，要走出這個坑，當務之急就是調整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二胎，取消社會撫養(yǎng)費。”周天勇說。

周天勇(王怡波攝)

　　“中國經濟下行，學者們的探討結果都不令人滿意”

　　探針：之前在微博上看過您關于人口政策和經濟發(fā)展關系的文章，為什么會從人口政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經濟下行呢?

　　周天勇：這幾年來，中國經濟增速一直下滑，關鍵是什么原因，我覺得學者們的探討結果都不令人滿意，說明不了為什么會下滑。

　　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劉世錦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應該進入中低速增長的階段。他的理由主要是，我們(的人均GDP)也到了一萬一千美元左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再一個，日韓臺也到了中低速增長階段;另外就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資源緊張、生態(tài)環(huán)境標準提高等等問題;規(guī)�；鶖狄泊罅耍瑧�當進入中低速增長的階段。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中低速將會常態(tài)化，暗含的意思是以后翻不回來了。

　　第二種觀點是林毅夫主張的。他認為，中國這次經濟下行主要是國際環(huán)境影響。08年的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導致發(fā)達國家的需求減少，影響中國，造成中國經濟下行。國際經濟周期的變化導致了中國經濟下行，他的觀點是，下行是外部因素造成。另外，中國國內城市化水平比較低，還有非常大的空間，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增長點，所以，下行是暫時的，以后還能保持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速十五年到二十年。

　　我覺得他們說的都不對。

　　中國經濟進入中低速增長階段論者認為，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高速增長，按照其他先發(fā)國家和地區(qū)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經濟增速自然而然進入中低速發(fā)展階段。歐洲和德國，亞洲的日本、韓國、臺灣等地區(qū)是按照這樣的軌跡發(fā)展的。

　　我們比較了韓臺等國家和地區(qū)同發(fā)展階段的數據，這種看法對中國經濟下行原因的解釋可能過于簡單和表面化。

　　先，中國高增長的時間比韓臺短了9到14年。如果從經濟高增長年起，到增長速度跌到8%以下來看，韓國從1961年開始，到2002年結束，持續(xù)了42年;臺灣高增長從1950年開始，到1997年結束，持續(xù)了48年。大陸從1979年開始計算，到2011年共33年，比臺灣短了15年，比韓國短了9年。增長到了下行階段論，并沒有解釋清楚為什么大陸高增長的時間比韓臺短了如此多年的時間。

　　按說不應該這時候掉下來。疑問就來了——我們剩下來這十到十五年，正好是沖刺高收入高增長的階段。所以沒有解釋清楚為什么在人均GDP5500美元的時候就進入了中低速增長階段。沒有說明白經濟下行的根本內在原因是什么。

　　而第二種觀點，就是中國經濟下行是暫時性的觀點同樣存在問題。這種觀點解釋不了另一個問題，中國因人口問題引發(fā)的內需不足，也是全球下行重要原因，中國經濟和全球經濟是互相影響的。08年歸咎于美國，今年呢，去年呢，由于中國鋼鐵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不行了，使得全球經濟深受影響。

　　而寄希望于中國城市化水平提升拉動經濟增長，同樣是值得商榷的。城市化的流程和過程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是不一樣的，不能簡單類比。從1949年算起，中國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階段沒有城市化，第二個階段一直到現在，有暫住證和臨時人口居留制度，但是戶籍沒有完全放開，還存在城鄉(xiāng)戶籍的分割�，F在的城市化是有問題的，教育等公共服務始終不平等，上幼兒園、小學、中學是有歧視的;療和養(yǎng)老方面，不能接續(xù);土地制度方面，農民沒有產權，不能退出，不能賣，而且超生子女的罰款很重，農民在城鎮(zhèn)創(chuàng)辦小企業(yè)、買房子的支付能力很弱。

　　再一個，跟拉美和印度不一樣，我們的城管太強，城郊隨便搭個貧民窟的舉家低成本的轉移不可能。所以，我們的城市化跟其他國家是不一樣的。這種體制下，勞動人口外出推動的經濟增長將會越來越有限。因為從2008年開始，計劃生育的后果已經顯現，農村沒什么勞動力，勞動成本高了，制造業(yè)不行了。

　　我們的城市化特點可以概括為“青出老回”。跟臺灣日本不一樣，他們是進去就進去了，我們是青年出去，老年還回來。有統(tǒng)計局的數據顯示，在城里購房的務工者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在縣城城鎮(zhèn)購房的只有百分之十四左右。那就意味著，百分之八十五老了還是要回去的，所以這個城鎮(zhèn)化是中斷的。不像歐美的、日韓的城市化，人進去，住房進去，社保進去，戶籍進去，公共服務進去，你這兒沒有進去，還要出來，所以，這個城市化怎么能推動經濟增長呢。

　　所以，第二個觀點也是不對的。

　　“20年前的人口增長率將對現在的經濟增長產生深刻影響”

　　探針：所以您提出了人口政策才是經濟下行的原因?

　　周天勇：是的。為什么出現下行，重要的原因，百分之五六十的原因就是人口原因。去年八月份我就猜測是人口問題，但沒想到這么嚴重，研究了大量的曲線、大量的數據之后才發(fā)現。

　　探針：為什么會想到人口問題?

　　周天勇：，勞動力成本上升了，勞動力減少了，連續(xù)幾年都是。第二，需求沒了，考察了曲線后，就發(fā)現需求為什么這么快就沒了：0-14歲的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2010年，減少了1.2億。

　　經濟學里有這樣的觀點，，青年人比老年人的消費率高;第二，青年有收入的人和老年有收入的人，他們的邊際消費率，青年人的高;第三，人口增加、消費增加的時候，消費是有乘速推動作用和加速推動作用的，下行的時候，也有乘速和加速推動作用。老年人增加，消費是減少的，邊際消費率低，特別是收入的邊際消費率。

　　根據凱恩斯的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周期的引起跟資產的更新和人口增長有關。但我們的經濟學界研究里邊，把人口增長看做一個可以忽略的變量，主要研究經濟周期的原因是折舊和資產更新，第二是產業(yè)的調整、產業(yè)的壽命期，第三是消費結構變動。比如說，老東西不行了，新東西出現，老三件，新三件，汽車等等。但我覺得有一個定理是，當人口替代率在2上下和增速在一個較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下，經濟周期的波動是由資產更新以及財政貨幣政策等等引起的，但如果人口大起大落，經濟的周期是和人口增長有關的。

　　探針：那具體到中國，人口問題是如何影響經濟發(fā)展的?

　　周天勇：我從大量數據中發(fā)現了一個規(guī)律，20年前的中國人口增長率曲線，和20年后的中國經濟增長率曲線，高度正相關。也就是說，1974年到1994年的人口增長率曲線，跟1994年到2014年的經濟增長率曲線，軌跡幾乎一致，這說明，20年前的人口增長率將對現在的經濟增長產生深刻影響。

　　什么原因呢，出生后20年就進入勞動年齡，他要獲得收入，要支出，要買房成家，生孩子消費，所以曲線是一致的�，F在的情況是，根據這樣的推論，按照1995年到2010年的人口增長推算的經濟增長率是這樣的，持續(xù)下行，也就是在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速可能馬上滑落到3.5%左右，然后從3.5%滑落到十四五期間、十五五以后基本上就百分之一點幾的增長率。

　　如果說沒有其他的辦法，就是這個曲線。問題非常嚴重。

　　計劃生育使中國陷入“人口坑”

　　探針：這樣的問題是自然形成的還是跟人口政策有關?

　　周天勇：基本上是由于我們實行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所致。因為實行了計劃生育，1990年，我們的人口增長率就在10以下。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我們不實行計劃生育，人口增長可能會是這樣：按照自然規(guī)律，有一個上升的過程，到一定階段之后，會到達峰值，然后會逐漸呈下降趨勢，后穩(wěn)定在低增長的狀態(tài)。

　　人口有一個自然滑落的過程，現在我們用了雙重調節(jié)力量，一個是自然，另一個是計劃，如果用曲線來呈現，純粹自然的人口增長過程是一條拋物線，而雙重調節(jié)強制控制人口增長就好比一條斜向下的曲線穿過拋物線的下方，在這條曲線和拋物線中間，形成了一個“人口坑”。

　　“人口坑”的問題在于，這部分人口的消費、買房子、上學沒了，實際上，這部分本來應該有的人口，有可能會推動十到十五年的經濟增長。如果這部分人口存在，我們就能夠從五千五跨越到一萬二了。如果是這樣，我們現在還不會從8%的增速上面掉下來，也彌補上了少于韓國和臺灣的十到十五年高速增長。

　　關于“人口坑”的具體分析，我還在做，這個曲線得擬合沒有計劃生育狀態(tài)下的自然生育率，從國際上找數據，用積分的方法把這條線推算出來人口坑的規(guī)模，然后再推導它的增長推動的經濟增長的年份，損失的消費和投資，以及影響的勞動力成本等等。

　　重要的是“人口坑”是確實存在的。舉個例子，本來經濟發(fā)展的坡，不進行干預，也會一直斜著下來，但是由于實行了計劃生育，相當于一個“挖掘機”一下子刨了一個大坑，刨多了，一下子形成了一個“人口坑”。

　　我認為，只能用“人口坑”來解釋，為什么我們高速增長的年數少了，第二為什么經濟持續(xù)下行。

　　探針：控制人口會對經濟產生這么大影響的話，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yōu)槭裁磿�實行計劃生育政�?

　　周天勇：那時候，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擔憂，沒有預見到會有這樣的問題。

　　有一點很遺憾，我們當時引進的學說和國內主流的觀點，包括馬爾薩斯(英國經濟學家，認為人口增長不可避免地要導致饑饉、戰(zhàn)爭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斷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和馬寅初(被譽為“中國人口學人”，主張“節(jié)育”)在內，都是傾向于控制人口，都是適度人口理論的套路。實際上，他們的學說實際上如果是農業(yè)社會條件下，會按照那個方向走，他們沒有去考慮婦女的受教育水平、撫養(yǎng)成本和機會成本、人口流動可能帶來的人口城市化等等將會導致的生育率下降的問題。他們考慮的是農業(yè)社會條件下，人口吃糧食的增長規(guī)律。這是不符合歷史進程的。

　　還有一點，當時美國人德內拉·梅多斯寫的《增長的極限》提出的人口爆炸的說法，對世界影響太大了。我們當年主要受這些理論影響，都認為共產黨改革開放，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人還是太多，這導致了我們決定要控制人口。

　　實際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有人研究英國人口轉型的問題，五六十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人口曲線實際上會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到工業(yè)社會初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爆炸一段時間后，后工業(yè)化時期就會呈現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穩(wěn)定狀態(tài)。但當時我們沒有引進這些學說，當時，可能是翻譯的問題，沒有進來，而且主流上老覺得應該控制人口，忽略了這些問題。

　　1988年，中文翻譯了一本《人口理論史》，這些理論都有，但估計很多人沒看。我前段時間專門從圖書館看了這本書，哎呀，當年要是大家看了這本書，那就不會實行計劃生育這樣的政策了。當時的想法一邊倒。關鍵是我們沒有對這個事情進行風險評估，而且還定為基本國策。

　　探針：沒有評估，所以看不到風險，也就意識不到可能產生的“人口坑”?

　　周天勇：是的。計劃生育剛開始實行的時候，大家都看不出來，現在才發(fā)現，其實弄了個坑，短了十年。在經濟發(fā)展上，沒有“人口坑”，你還能從五千五跑到一萬二，現在掉坑里了，跑著跑著跑不動了，相當于“未富先老，未強先衰”。

　　我做了一個表格，我們高速增長了33年，比人家短;其次，在增速掉下來那年，我們的人均GDP5500美元，人家是一萬二、一萬四;再次，掉下來那年的人口生育率，我們率高于韓國，低于臺灣，人口增長率也是，人口中位數我們比人家還老一歲。另外，老齡化的程度也要更高。

　　未富先老，沒到那個地兒停下來，人沒了，后勁不足，如果沒有“人口坑”，這十年就沖過去了，就是因為自己給自己挖了個坑，沒有消費，沒有投資，你沖不過去了。

　　近看世界貨幣基金組織對我們的預測，今年六點八，明年六點三，繼續(xù)下行。按照凱恩斯的周期理論，一般三到五年能從周期中恢復，我們已經下行七八年了，如果人口沒出問題的話，沒有這么久下行不恢復的。

　　“先把計劃生育這臺‘挖掘機’撤了，不能再挖了”

　　探針：如果按照自然的人口規(guī)律，人口增長的影響因素有哪些?不實行計劃生育能保證人口增長有朝一日會自然實現低增長嗎?

　　周天勇：人口生育率的微觀機制是，，你的支出的貨幣化程度影響了生育率的高地。如果說你在家里砍柴放羊，肥料都可以靠撿糞實現，自己種上東西，甚至自己織布，可以生五六個、六七個，因為多一個人口就是多一雙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說，他的支出越來越貨幣化，比如說要買化肥，要買煤，孩子上學要花錢，衣服不能靠自己織布，甚至說要自己買肉吃，不再養(yǎng)豬了，要買菜吃，就沒法養(yǎng)六七個。

　　我把人口理論全部理了一遍，其實西方有非常成型的人口理論，微觀上，貝克爾的家庭經濟學，認為生孩子的成本在市場經濟貨幣化的情況下，取決于預算的可能性，這是一。

　　第二，撫養(yǎng)成本和機會成本。機會成本是說，如果你現在在工作一個月拿五千元，生孩子的話，這五千就沒有了，經濟學上叫放棄成本，也叫機會成本，這個成本很高的話，就不干了。

　　第三，婦女的受教育程度。國外學者進行大量數據推算，文盲的生育率四點幾，小學三點幾，初中降下來，高中二點幾，大學低于二。婦女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呈反比關系。

　　第四，人口越流動，生育率越低。

　　第五，城市化，家庭到城市以后，生育率馬上就降低。

　　人口有自然的調節(jié)過程。所以，實際上你只要搞好這么幾個事情：搞好婦女的受教育水平，加速人口流動，加快人口城市化。這既推動經濟增長，又控制人口增長，沒必要實行計劃生育。

　　探針：現在也不斷有人提出針對計生政策的質疑，怎么評價計劃生育政策具體實行過程中的功過?

　　周天勇：計劃生育糟糕的是，罰款。比如說我在城里打工，我為了多生一個孩子，把打工所有的錢都罰掉，那就沒有創(chuàng)業(yè)的錢，在城里買房子的錢也沒了。而且，罰款的名目太多了，雖然符合二孩政策但沒到間隔時間的，要罰;未婚先孕，要罰;生的時候沒領證，要罰。計生罰款成了斂財工具，等于后養(yǎng)了一堆人，收了一次稅，向弱的人收了一次重稅。本來他們可以拿這些錢，做些小買賣，掙些錢。

　　這是具體的問題，評價計劃生育政策不要往政治上扯，那時候誰都看不清楚。我剛大學畢業(yè)的時候，我一個論文里也寫過適度人口論，當年我想的也是那樣，人口太多，畢竟那會兒接觸到的人口理論有限。但這么些年沒人管這個事兒，經濟高速增長，誰都沒想到會出問題，直到現在經濟下行了，這個事情說不清楚了，后一看，原來是這事兒，才發(fā)現這個問題。

　　探針：既然已經出現問題了，放開二胎、取消計劃生育能挽救嗎?

　　周天勇：我從去年開始一直呼吁全面放開，尤其是要廢除社會撫養(yǎng)費征收。為什么要趕快放開?比如說，年生200萬人，人口曲線會翹起來，稍微抬一些，好處在于，當年有微刺激，第二第三年有累積刺激，第二年400萬，第三年600萬，要是不讓生，到第三年等于這600萬人就沒了。

　　如果說2016年開始放開，2036年開始，先會緩解養(yǎng)老金壓力，因為提取比例大了，關鍵是對經濟上行有好處：微刺激加上累積刺激。放開生育的當年，玩具、奶粉、兒童相關產業(yè)，需求出來了。經過20年左右的時間，他們會彌補勞動力的缺口，經濟必然能夠上行。

　　至于中間這二十年，只能想別的辦法，慢慢往陷阱里面填，什么時候能上行，不好說，但如果明年全放開，2036年肯定高增長。這些年中，放開生育會抑制下行。

　　已經形成的“人口坑”無法填平，要爬出去，只有慢慢墊，形成緩坡上去，先把計劃生育這臺“挖掘機”撤了，不能再挖了。如果不撤，坑會越來越大，持續(xù)下行，甚至加速。

　　在周天勇看來，這次五中全會的人口政策調整，正是開了個好頭，在這樣的方向下，中國將會迎來新的發(fā)展機遇。